筹委会

毕业后，一心只专注在工作和家庭，两样事情，已耗半生。

旧同学的聚会，甚少参与，追究起来，也不记得是什么原因了。

中小学同学早已失去联络。在工院念书时，曾参加过一个学生团体，叫《新加坡工艺学院中文协会》。当年协会里比我年纪稍长的同学，都有一些些的理想主义、意识形态与教条，也有年轻人共有的的率直与傲慢。

待我出席协会同学一年一度的新春聚会时，大家都已年过四十。

过了人生一半的我，突然好奇的想知道这些年来大家都做了什么？

最近，老同学突然发起要搞一个大型聚会，希望能把所有四十届、已失去联络的同学都联络上，来个欢聚一堂。

构想不只宏伟，还真够堂皇，看来岁月并无把人的菱角磨平，一群人踌蹉满志，成立了一个筹委会与网站，广邀各届同学参与筹备工作。

学生时代的大家单纯且容易冲动，搞起活动来干劲特别高，搞完了营搞晚会，搞完了出版搞社工，搞完了康乐搞学习，练完了乐器还忙着庆中秋和出席新春团拜以联络感情。旧同学带着新同学，送走了一批旧的，迎来一批新的，团体的文化与气质一代一代传承下去，间中随着时代的变迁与时局的变化而不断地演变。

加入协会那年，我十七岁，1979年，距今正好三十年。

1976年，文革结束，时代巨人周恩来与毛泽东相继去世，理想主义者思想破灭。

1978年，中国踏上了改革开放的不归路，朝向市场经济，展开了一场新的经济革命。

1980年，南大新大合并，南洋大学从此走入历史，几年之后，“华校生”也成为历史名词。

1975年至1985年，新加坡成功引进外资，经济起飞，成为《亚洲四小龙》之一。

1976年至1980年，陈华彪等一系列事件过后，学生从激情转为平和，从集体走向个人，从东风转向西风，从崇尚理想转而追求自由。

终于落叶归根，回归主流。

那是我们的年代，我们也有口号或座右铭，讲一些自己以为能激励人心的话。从开始的“明知征途有艰险，越是艰险越向前”，到“牢骚太盛防肠断，风物长宜放眼量”，毕业时，“现实瞬息万变，唯有适者生存”成了好些人的导航灯。谁会料到口号也能见证一个时代的变迁？

没有人愿意青春留白，大家都希望能活得稍微不平凡，所以我们读《争鸣》，感怀于文革后的伤痕文学，我们学英文，学西方的民主、人权与自由。

然后我们毕业了，大家思索前程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作了各自的选择。

一晃三十年。

四十七岁的我，于三十年前的生活细节，已有点模糊，早忘了当年是如何当出版秘书、如何当协会主席。今天凭着单纯的意愿，对旧雨新知的好奇，期望着与朋共聚的欢愉，缅怀昔日相处的温馨，在Y的力邀之下，毅然加入了筹委会。

没想到的是，种种期望，在两次筹委会议后彻底破灭。

三十年的岁月，相同的出发点，不同的方向，不同的人生际遇，造就了不同的处事理念。结果是多了友情，却少了共事的意愿。

更没想到的是，筹委会里，因不同的理念，个别的执著，种种的误会与误解，引发了一场“争论”，我差一点就被打成“走资派”，吓得落荒而逃，不期然想起了《傲慢与偏见》这部电影。

同廿五年来失去联络的V相约再见。

廿五年前，V也有过“走资派”的经验。向他提起我的这一段“经历”时，才惊讶自己的后知后觉。

V说：“对你当年要当主席很失望。”一句话，说得我瞠目结舌，无言以对，心里想：“那为何当时你不坚持一点？或许我的主席就当不成，今天就会有不同的结局。”

当然不会有或许，就像这次的筹委们想编印一本纪念特刊，里头要介绍协会历史。

我在想，如果，如果会史由我来写，我会从哪个角度落笔？哪个层面分析？又会以怎样的情感结束？我会以什么形式来写？记叙文、论说文、说明文抑或是抒情文？会平铺直叙，还是会感性和理性交叉重叠？

当然不会有如果，就像我在十七岁时，如果有四十七岁的智慧，我会作怎么样的选择？